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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调队伍中的“打狗棒”

时光荏苒,四川区调工作已走过了60个年头,是值得纪念与庆贺的。每忆及此,往事历历在目,不是烟雾,不是梦幻,是许许多多活生生的人和事。

坚决服从国家需要

1955年,为了打破少数大国对核武器的垄断,为了国家的安全,刚刚站立起来的共和国作出了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的重大决定。当时国家在原子能原料矿产的找矿工作还处于空白。为此国家采取了强有力措施,组建专业铀矿地质队。而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前苏联背信弃义单方面终止了对我国原子能工业的所有承诺,使我国刚刚起步的铀矿找矿工作前景恶化。国家紧急决定在地质部下属所有地质项目,重点是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开展的1:20万区域地质调查项目中,必须同步、系统的进行放射性找矿和评价,以取得广大国土面积铀矿找矿的基础资料。否则,所有地质项目国家均不予验收。

为了完成国家任务,技术力量的不足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在第一区域地质测量队中的放射性找矿人员中,最早一批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由地质部培训的专业学员。他们工作时间较长,实践经验丰富,且熟悉工作规范和仪器操作维修。但由于人数少而远远不能满足工作需要,当时也曾从部份工人中抽调担任放射性物探操作员,但终因业务水平不足而未达到要求。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一大批从地质院校毕业的本科生、中专生来后被分配从事放射性找矿工作。他们虽然学的均不是有关专业,但无条件服从国家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岗位上,为祖国原子能事业贡献青春年华,无怨无悔。20世纪60年代中期,又一批各地质学校的毕业生进一步充实了区测队伍中的放射性找矿专业人员队伍。他们都是在学校完成了相关地质专业后,加学了一年放射性专业后分配来的。至此,区测队中的该专业人员的业务技术水平,从单一到全面,有了质的飞跃。

值得提到的是,由于当时资料的保密原因,放射性找矿最终成果均单独编写成册,不印刷出版。没有留下工作者的姓名。就同许多区测战线上的工人一样,在区测工作中成了默默无闻的一群人。他们约占整个区测野外技术力量的三分之一。欣慰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编制《四川省矿产总结》其中的《放射性矿产分册》一书中,广大区调战士所做的大量放射性找矿工作成果得以归纳、总结,以提供给后人进一步开展放射性找矿普查勘探,以及环境地质评价使用。

一群拿“打狗棒”的人

1:20万区域地质测量中放射性测量工作是与地质填图路线和矿点检查工作同步进行的。少数情况下,如西昌幅、冕宁幅等,因前期地质工作中未配合放射性测量,则单独实施了放射性测量路线补课。野外作业中,物探操作员胸前挂着10余斤重的伽马测量仪,头戴耳机,手持近1米长的“T”字型探测器。沿途将探测器贴地,连续测定岩石放射性伽马射线强度,耳机发出的“咯咯”声的强弱提示岩石伽马射线强度的变化,而该岩石伽马强度的数据则由仪表直接读出,并要求与对应岩陛一并记录。以此在一条地质路线上,每200米一个记录点,地质路线相互平行,间距2000米。这样由点到线,由线到面,通过约16000个测量点的记录,完成了一个7200平方公里图幅的全面覆盖。

那时老百姓对地质队了解很少,存有神秘感,他们传说着地质队有穿山镜,能看到埋在地底下的宝石矿藏。当地质队员来到山野村寨时,他们更加好奇,围着问这问那,很想知道那仪器是干什么用的,有些什么特殊功能,常有人指着物探员手持的闪闪发亮的金属长棒问:你拿的是金箍棒还是魔杖?物探员嬉笑地答:“我拿的是‘打狗棒’,我们怕你们的狗咬”。日久“打狗棒”就成了这探测器的代名词,他们用来回答老乡对它的发问。他们还乐此不疲,当朋友或领导问及他们在区调队干什么工作时,就笑嘻嘻答:拿“打狗棒”呀。

对于放射性物探操作员,伽马测量仪就如同战士的武器一样重要。20世纪60年代主要使用的仿苏制7204型测量仪,属电子管元件式,仪器出故障的几率很大,探测器头部安装的4个玻璃“计数管”更为娇气。防摔、防震、防水、防潮成为野外工作中时时、处处小心谨慎的关键。野外如遇下雨、过河首先要保护的是仪器;爬陡崖、过险路,甚至滑倒、摔跤也要把仪器护在胸前。为此,放射性操作员们付出了一般人难以想象的代价。

放射性测量操作员在野外工作中,前胸挎着10余斤重仪器,背上背着20多斤重的地质包。地质包内除工作生活必备品外,外加检修仪器的工具配件、备用电池等。再加上水壶、双耳戴上的耳机,全身前后负重,如同“缠丝兔“一样,遇到上坡下坎,全身一出汗,又挥之不出,难受至极。一天数十公里长的地质路线,特别在遇到放射性强度变化的区域;在对铀矿成矿有利的地质部位;在露头比较好的地段等还要追索、加密测听岩石放射性强度,可以说每天工作极为艰难。唯中午休息时,方可松绑解衫,每到此时,树下小憩,真是惬意之极。

放射性物探测量员们的最大风险来自射线对人体的照射,放射线的危害现在已众人皆知。如果你去医院的CT室或X光室就可以看到,医生们均在远离放射源具隔离设备的条件下操作,现场除了病员外不允许其他人在场,但在20世纪60年代,工作的需要和防备设备的低下,你是无法回避的,除非你离开这个岗位。但我的同事们没有一个因此而退缩,没有一个因此而当逃兵。更值得骄傲的是,在最危害的关头,一些同事总是为了其他人的身体健康而挺身而出,这是多么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虽然在当时条件下,国家每月发给放射性找矿人员6元钱营养补贴(或相当于6元钱的青油、黄豆),但对于身体的危害,是远远无济于事的。

一些往事现在回忆起来都后怕,为了标定仪器必须使用用金属“镭”这一强放射性物质制作的“标准源”。此物就如同比一支烟粗点的金属棒,平时不用时,须装于“铅筒”中,再存放于2米以上的深井中,使用时则需完全暴露。理论上,用手接触此物时的放射性伽马强度为无穷大!而我的同事们不可避免的均会遇到这种情况!“标准源”有时因工作需要要转移,当时因条件所限无专车接送,就只有带着它乘坐交通班车,夜宿旅店。要是现在,这可是犯法的事了。更有者,当“标准源”暂时在分队使用阶段,为了其安全,有同事竟然将其放于自己的床下与之共眠。物探操作员们在野外工作中每人长年累月需带一个“工作源”,此物先是一个自制金属小筒,内置入一定放射性强度的物质,后改为由金属钻的放射性同位素Co60制成的状如角圆的小物,均具一定放射性强度。此物是每天开机工作检查仪器工作正常与否的必备物。当然,在放射性异常区,在铀矿产地,在具放射性的稀有、稀土矿产地等开展工作,其所具有的放射性射线则是全体地质技术人员和工人同志所无法回避的共同风险了。

区测的友谊情结

在1:20万区测工作中,除地层剖面测制,重要矿点检查评价外,大多是四人组成一个小组进行野外作业。地质、物探员各一人,负责后勤的工人两人。为了尽量减少工人同志的负重,两人共一个行李卷,即共一床被子和褥子,每人只能带上一套可换洗的单衣裳,蚊帐、枕头都不带。工人同志肩挑着行李、粮食、炊具等,跟着技术人员翻山越岭,摸爬滚打极为艰苦。当他们作好早饭和晚饭时,大家就围成一个小圆圈,同吃一锅饭一碗菜。不论饭菜够吃与否,从不分菜单吃。相互关照,彼此谦让,情意融融,不是亲兄弟,胜似一家人。全组人员虽只有四个人,却设有组长与工人班长之职位,不论是组长、班长与小组成员之间,还是技术人员与工人之间,没有尊卑之分,诚挚友好,平等相待。在一同的工作生活中,都争着把方便让给他人,把困难留给自己。助人为乐,作好人好事是区调人的风尚,是他们待人处事的准则。曾经有一段时间里开展讲评好人好事活动,小组每天都要组织讲评,几乎每天都有新的好人好事出现。人人都想着作好事,人人都尽力去助人为乐,好人好事数不胜数。在每天搬迁到一个新的宿营地后,工人同志总是把好一点的位置让给技术人员摊铺睡觉。工人同志如果是先于技术人员到宿营地,他们就作好饭菜、烧好开水,等候技术人员到达。若天黑后技术人员还未赶到预定的宿营地时,他们焦急难安,拿起手电筒,走出营地,返回到山坡上呼唤相接。诸如此类事情是区测工作生活中的常事,同志间的这种真情总是感人肺腑的。

1:20万西昌幅区测中,放射性测量因故单独组织进行。记得有一天,物探人员的工作路线与工人同志的搬迁路线分道而行,吃中午饭时,我与小罗的饭盒里都有一个熟鸡蛋,颇感意外。晚上与工人同志汇合后,才知道是两位工人同志在头一天借宿在老乡家时,帮老乡干了一件重活,是老乡答谢送给他们二人的,自己不吃,悄悄放进我们的饭盒里。事情虽小,这份心意却令人难忘。

凡在区测队工作过的同志,不论是技术人员,工人还是行政干部,对区测都有难忘的情怀,对一同工作过的同志至今都有一份真挚友好的情感。他们都忘不了在区测工作中共同奋斗的艰苦岁月,忘不了在工作中的团结互助结下的深厚情谊。1981年,在体制改革中,原一区测队被撤销,与另外几个兄弟队合并到新建的攀西地质大队,兄弟队的同志经一段时间接触了解后,无不感叹:区测队的同志讲团结、重友情。是的,区测同志间的团结与友谊是真切的,是在区测特殊环境中产生和凝聚起来的,是在艰苦至极的工作条件下、甚至生死与共的环境下锤炼培养起来的,他们是会倍加珍惜并延续的。

算是幸运者

回忆过去区测工作,我们都有攀登悬崖峭壁,强渡激流恶水,战胜种种险恶境遇而后怕的经历,在原一区测队就有七名同志在区测野外工作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中有工程师、技术人员4人,行政干部2人,工人1人。有的是从悬崖峭壁上坠下万丈深谷,身首四分五裂;有的不幸掉人汹涌激流的大渡河,尸首无影;有的是在陡峻的高山坡上不慎摔倒,翻滚到山脚下而亡;还有的在深山密林中迷失方向,未能走出来,而活活饿死。

光阴易逝,人生苦短。回忆区测工作50年,50年里的人和事历历在目。忆昔观今,大家的体会、感想各不尽同,也许有的在心中有愤然不平之气,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如今我们这批人都已七老八十了,最年轻者也是六十多了,早已退休,安度晚年。我想比起在区测中献出生命的战友们来,我们都应算是幸运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