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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老区调人的记忆片段

老战友70岁生日聚会,昔日班长说:“为了给寿星凑热闹,我为大家朗诵一首新作《七十有感》。”

啪啪!啪啪!爆发出一阵热烈掌声。

七十有感

新时期的游击队员,工业建设冲锋在前;

时刻听从党的指挥,戎马操戈捷报频传。

你追我赶踏遍大小凉山,马不停蹄再攀贡嘎雪山;

昨日畅饮大渡河水,今又露宿嘉陵江畔。

徒步丈量山河长与短,亲手描绘宝藏埋的深或浅;

千辛万苦为谁忙?多作贡献重任在肩!

喜看昔日风采今依旧,欢笑青出于蓝胜于蓝;

儿孙绕膝享尽天伦之乐,心宽体胖欢度晚年!

阵阵掌声把我带回从前,时间倒转50年……

50年前,区域地质测量(20世纪80年代后称区调)是学习前苏联,在一定比例尺的国际分幅范围内,运用多种手段和方法,测绘地质图,最终提交并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图》、《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图》及相应的《地质报告书》,《矿产报告书》。为科研、教学及生产提供系统的基础地质资料。

1957年,四川省地质局区域地质测量队临时成立,不久又编为西昌地质队一、八两个分队。1959年7月,又将这两个分队从西昌地质队划开,在西昌正式成立四川省地质局区域地质测量队。我于9月到队,开始从事四川省1:20万图幅的区调,到1986年全省1:20万区调全部结束,完成《四川省区域地质志》的编写。期间经历的历史场景,悲喜情感,是后人难以想象和体会的。现将所见闻的人与事,所感受的情与理,回忆一二,以尽一份为后人存史的道德责任。

零的起点

1959年11月,在凉山州布拖县实习,掀开了我人生中新的一页。那是跟组长张树铭做l:20万西昌幅路线填图。

地质填图,翻山越岭。早上天亮吃完饭就出发,下午快要天黑才歇息,每天至少走三四十里山路。从出野外那天起,一个月,两个月……天天如此。我刚来做不了具体工作,只是跟着组长张树铭跑,头一两天到也新鲜,一路走一路唱,领略游山玩水之乐,心里暗自高兴:“这个职业我选对了”。

跑到第三天,原有的新鲜感荡然无存。清早出门就发愁:怎么才过得完这一天啦?有了度日如年的感觉。脚板又打起了水泡,没有什么医疗条件,只好自己用针穿上两根头发,将头发埋在水泡里。这个土办法效果很好,能使水泡消得快,不发炎,第二天用手巾一包就可以上路。组长问:“能坚持吗?”我完全理解,这既是关心又是鼓励,也是考验,我不能叫一声苦和累,要强打起精神,坚持就是胜利。

实习过程中,对一些专业名词,学校都听到过,但到了实地却对不上号,测量岩层产状把方向读反,用航片更是头一回,把山脊认作山沟,又把山沟认作山脊。定地质点跑上跑下,半个小时定不准一个点……越想越觉得压力越大,恍然大悟:“书到用时方知少”。既自责学而无术,又因为拖小组后腿焦躁不安。

12月底大雪封山,各小组陆续回到西昌,几个同学凑在一起,兴高采烈地畅谈野外奇闻趣事。谈论最多的是专业技术问题,都与我有同感。收获最大的是认识了自我,我们仍然还是一个学生,只算是进了地质队的大门,还需要不断在实践中努力学习。

1960年春节,过的是“革命化新年”,正月初二就陆续出队。我在一分队矿产组跟着孙富和实习,两个月后他被调走。随后,在原西昌地区会理县摩挲营、岔河一带检查白钨矿锡石矿重砂异常。在会理县猫猫沟、宁南县溜砂坡寻找霞石正长岩体中的稀有分散元素矿物时,很多矿物、岩石不认识,对岩浆岩地区的地质现象一片茫然,身边又找不到人请教,天天背上《矿物岩石学》上山,现炒现卖。一路上采集许许多多的标本,一一与教科书反复对照,观察比较它们的些许变化,每当沿河床行进时,更注意收集各种砾石标本,时间长了,能辨认的岩石种类就多了。

大跃进的年代,形势逼人,一心想尽快具备独立工作能力,对工作和学习到了如饥似渴的地步,竟然到了野外记录时不能坐下,只能站着写,只要一坐下写,尽管手上的笔仍在本子上戳,人却进入了梦乡。甚至走在路上,无意间踢了地面一脚,这才发觉自己一边在行路,一边在打盹。

1961年起,我被安排到分队从事地质填图。心想,可能因为我身体好,跑得快的原因吧。

翻越大团崖

30余年的野外经历,已记不清跑过多少路,爬过多少山,却总又忘不了那些寸步难行,断粮断炊的日日夜夜……

1961年,第一区调队一分队,承担了l:20万马边幅的区调任务。这个图幅的东西两部分,自然条件相差很大。东半幅为中生代红色盆地,属丘陵地貌,地质构造简单,人口稠密,交通方便,地质工作就跟从这场到那场赶集一样地轻松;西半幅是四川盆地与横断山区的过渡地带,一套古生代地层构成崇山峻岭,自然条件可概括为山高、林密、潮湿、多雨,且人烟稀少。单就地质工作而言,把东部比喻成天堂的话,那么,西半幅该是地狱了。我们在马边大团崖熬过的六天六夜,可算是进地狱去走了一回。

大团崖,是峨边县与马边县界山的一个至高点,海拔3077.8米。按计划我们要由西坡上,经过大团崖,从东坡下,再到马边平等乡与另两个填图组联图,并补给生活物资。

西玻是顺向坡,没费多少周折,一天就到了大团崖。当天下午没有找着下山的合适路段,不敢盲动,决定当晚露宿山顶,第二天开始下山。

次日一早吃完饭就出发。东坡是反向坡,地势陡峻,只好选其缓坡地段,下一段算一段,能下多远是多远。遇有悬崖峭壁就绕着走。不过,不能左右偏离计划路线800米。如果超了,这条地质路线就不合格,需返工或“补课”,因此要想方设法通过。在没有攀藤附葛的陡壁,就要蹲下身来,臀部着地,手脚并用向下移。连“移”都危险时,就选一个胆大心细,手脚灵巧的人当先导,腰间系上安全绳,上边一寸一寸地放,下边跟蜘蛛人一样,一寸一寸向下移。如此一个个往下“运”,直到下边的又搭成人梯,把上面最后一个人接下去为止。本来是长途行军,却类似一场杂技表演,行进速度异常缓慢。头一天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到了下午六点,向下才走到高差300余米处。临近天黑,下起毛毛细雨,大雾弥漫,能见度极差。时值10月深秋,山里有了寒气,全身衣裤几乎全湿,人人上牙嗑下牙,不停地打寒战。但谁也不吭一声,谁也不埋怨谁,前后一个跟着一个,依然各尽其责,默默地走着。班长曾学文突然想起什么,叫大家停下等一等。见他从地质包里拿出一包火柴,重新包了又包,缠了又缠,再打开一个背包,把它包在了棉被中问,捆好后再走。没有想到,就这一盒火柴,其后竟然救了我们六条人命,这是后话。雨一直下个不停,还越下越大,天色也更为阴沉,再继续下山,有随时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危险,于是就找了块稍微平缓的地方宿营。放下行李分头找干柴,首先把火生起来,大家围着火堆,顿时有了生气,将油布往树上一扯,算是搭好了“帐篷”,地面上垫床油布,再铺棉被,临时的“家”算是安顿好了。双人床大的一块地盘,没有办法睡,就是能睡,也睡不下六个人。只好一个靠一个在“铺”上坐,共用一床棉被盖着下半身,焦急地盼望着能熬过这一夜。时至深更半夜,伸手不见五指,夜雨已成瓢泼之势,相隔几分钟就要清除一次“帐篷”上的积水。尽管都向着大火坐着,风雨交加的夜晚,的确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脊寒”。上半夜彼此无语,下半夜又冷又饿,不停地有人在吼“冷死人啦!”。逐渐地喊声没有了,长时间的寂静,引起我的猜疑,赶快叫几声这个,听听有没有吱声,又推推那一个,看看有没有动静,当感觉到“人都还活着”时,这才放心!突然,徐家宽喊了一声:“遭了,‘床上’进水啦!”。原来地表水已透过油布,再浸湿垫着的棉被,大家都坐在水里头了,只是冷麻木了,好多人还没有感觉到。没有办法,湿也好冷也罢,只有咬紧牙忍耐。恰恰祸不单行,“帐篷”又垮了,我叫:“快!把盖的棉被顶在头上”这才挡住雨淋,呼吸均匀了。但不久,顶着的棉被也浸透了,水顺着脖子往下流……看来,再折腾下去会死人的,干脆天没亮就起了“床”,把火烧得更旺,围着火堆一边取暖一边烤衣服,下面的烤干了,身上的淋湿了,脱下来再烤,烤了又换。这时,东方发白,天已蒙蒙亮。班长拿出湿淋淋的米口袋说:“得省着点吃,以后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情况,从今早起,只能煮稀饭了”。其实,就只剩下煮四顿稀饭吃的米了。天大亮,吃完早饭赶紧打行李,望着一堆湿东西,像是到了破烂王的家。我见蒋跃如他们在拧棉被的水,就大声地喊道:“这多重呵,把棉被扔了,先逃命要紧”,没人理我,各自埋头忙自己的。我又叫了起来:“把我那床被子扔了,我不要了,免得拖累大家”,也没人听我的,仍将全部东西收齐,继续向山下“冲”。

下山的第三天,雨慢慢地停了,但下山的速度还是快不起来,地势依然陡峭。工人何大亮,还是个不满20岁的年轻娃娃,本来就瘦小体弱,加之前两天的体力透支,他已无力继续坚持,一路哭丧着脸,出发不到一个小时,他就瘫坐地上不走了。我好说歹说,又接过他背的东西,让他空手跟着大家走,但走不到100米又坐下来,再走再坐下……个个心里犹如猫儿抓,急得大家直跳。人命关天啦!不能丢下他不管啊,慢就慢吧。大家只有耐着性子,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到了这种地步,已顾不上工作,只考虑如何逃命。

就这样又过了两天,到第六天,已经四天没有吃过任何东西了,肚子饿得慌,成天犹如娃娃断奶一样地难受。尤其头一天,一路走一路老想着吃,越想越饿,越饿越想,看见树上的一片嫩树叶,都要塞进嘴里嚼一嚼,拌一拌,哪怕最终再吐出来,也暂时满足一下心里需要……不知为啥,饿了两天后,反而开始忘了吃饭那件事,一到天黑宿营时,只知道生火搭铺,烤火成为第一需要。不是班长保管好的那一盒火柴,遇到又冷又饿,可能将会是另一个结局。

第七天,我们下到了竹林地带,发现地上生长有密密麻麻的嫩竹笋,不管三七二十一,拔起竹笋剥皮就吃,个个都说:“可以吃,好吃”,接连生吃几根后,就再也舍不得走了,干脆放下背包生起火,一边烤火,一边往火堆里扔竹笋:“咳!烧的更好吃!’’。大伙一阵狼吞虎咽之后,又有新发现,“煮的沾盐巴最好吃”,于是人人拿出饭盒煮竹笋,我有生以来,这是我“吃饭”吃得最多的一顿。从那以后,我落下一个后遗症,再不想吃竹笋了,吃就反胃。

几天来,我们饥不择食,慌不择路,终于到了山脚,沿着河沟淌着水,远远望见开阔地带有耕地,再走又出现矮矮的毛草房。似乎已苦尽甜来,又回到了“人间”,突然劲头倍增,三步当着两步走,急忙向那人家户奔去。进到屋子一看,死一般地寂静,仔细一找,才发现躲藏在柴堆里的一对老夫妇。问了好久才搞明白:他俩远远地看见我们,个个衣衫破烂,蓬头垢面,没精打采,东倒西歪,心想一定是土匪来了,先躲躲,说得大家哭笑皆非。于是向他们说明,我们是地质队的,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再说,这几天雨大雾大,山上坡陡没有路,又有人生了病,耽误了几天时间,带的粮食早就吃完了,饿了几天的饭,没有力气再走了,请帮助我们一下,我们拿钱和粮票,买点粮食(仅有玉米)。“借也可以,明天买回大米来,借一斤玉米还你一斤大米”。

两位老人像是没听见似的,毫无表情,这看来他们还不相信我们。不管你有多饿,不管你是干啥的,也不过问你从哪来到哪去,任你说得口干舌燥,都与他不相干,他只是轻微地摆摆头,要说话,也就“没有”两个字。再说,在这深山老林,此处仅这一家人户,距平等乡还有一天的路,远水解不了近渴,近在眼前的粮食却进不了口。越想心头越乱,怎么一连串倒霉的事全都碰到了我们头上?这是为什么,天下那么多工作,为啥我们的工作就该这么苦?我们为啥就这么贱?乞讨也不至于这样嘛!如此细想下去,我竞然嚎啕大哭起来,边哭边诉说,越说越伤心,越伤心也就越是哭。这突如其来的场面,使得组里其他人都哭丧着脸,一言不发。老乡呆望了一会,默默地转身朝屋里走,曾学文和蒋跃如见势就跑过去说:“老乡,你不要怕嘛,我们知道你住在深山老林,粮票与钱对你都无关紧要。明天我们去两个人买粮食,其余的人在这里等,绝不会一走了事,买回粮就还你,借多少还你多少,一两也不少你的,你要玉米,大米都可以。”反复好言相劝之后,老乡的顾虑终于消除,也算是动心了。大家立即磨面,烧锅,当晚吃了玉米粥,玉米饼,睡了个六七天来最香的一夜,事隔很久以后,每当有人提及这个场景,竟然难以回答,我当时为何如此动情。

高原情结

1973—1977年,航调队五分队承担了l:20万贡嘎幅的区调任务,我先后在重砂组、剖面组、填图组跑野外,由此同高原结下了深厚的情意。

一想起高原,就忘不了那里的天,晴空万里烈日高照;那里的草原,连绵起伏一望无际;那河里成群结队的鱼,有捞就有得;那里的藏族同胞热情好客,酥油糌粑让你吃个够。也忘不了那里缺氧长夜难眠,那里早晚寒冷滴水成冰,还有说不完的民风民俗……

从康定出发,坐汽车西行,三个小时爬上折多山垭口,本想站在高处一睹高原风貌,却在下车的一刻,就感到了头昏、想呕吐。有人告诉我,这是高原反应,过会儿下到低处就会好的。没敢久留,即刻上车下山,朝着新都桥营关寨的分队部奔去。

每年的年初,我们要在分队部住几个月,先适应高原气候,5月1日以后才出队。在这段日子里,除了做好出野外的资料与物资准备外,分队还组织大家开荒种地。每年春天种几亩土豆、萝卜和莲花白,一到秋天,就要收获上万斤,既解决了职工一部分蔬菜,又能常年喂养大肥猪。这种一举多得的劳动,大家积极参加,我也拉过犁耕过地,用手刨过马粪堆,挑水施肥下种,脏活累活,什么都干过。这里冬天寒冷,早晨将洗脸水一泼到地上,会立刻成冰,洗脸刚用过的毛巾一搭到铁丝上,也会立刻变硬,室内一天24小时就靠不熄的杠炭(一种青杠树烧制的木炭)火。但室外一年四季日照充足,土豆、萝卜与莲花白,样样长得又大又好吃,年年丰收,最让人不能忘的是那又嫩又肥的豌豆荚,一到收获的时候,人人喜笑颜开,充分享受着劳动果实的欢乐。

我在高原的第一次野外工作是淘重砂。这里的河流梯度不大,水流不急,通视通行条件好,爬到分水岭翻山,坡度不陡,相对高差不大,5—10月的天气最好,晚上在帐篷边,一边喝酥油茶,一边望着明月星空,嗅得出大草原的泥土青香,一天的疲劳,随着收音机里的甜蜜歌声而渐渐缓解。此地白天,你不动没事,一动就力不从心,走路须缓慢前行,尤其上坡,张着嘴呼吸,走几十米要双手叉腰,站着歇息一会儿。

翻越贡嘎山,那是1974年4月,小组帐篷搭在玉龙沟,我同曾绍良、龙德、廖湘胜四人从贡嘎山西坡向上攀登。先是骑马,向上爬的只有200米,马儿就顺着等高线走,任你牵扯鞭打,它就不向上,急了还一溜烟地往山下冲去。奈何不得,弃马而行,绕着“之”字线,一步步往上蹭,前进十来米站一会再爬,爬了再站。好在这一段山坡不陡,没有树林,无需什么技巧,要的只是耐力。到达4500米一带,出现生理异常反应。老想小便,却又便不出,这种感觉在别处从未有过。站在高处向西远眺,茫茫草原天地相连,星星点点的牦牛成群,恰似绣在大地上的花瓣;个个高原湖泊,晶莹透亮,闪闪发光,恰如镶嵌在地平面的颗颗蓝宝石,使人心旷神怡,浮想联翩。

野外工作常常会带来意外收获。我同廖湘胜在一个小组,他担负物探路线伽马测量,每天背上仪器,带上鱼具出发,遇到路线顺河而行,定点记录时,他先将鱼具往水里一摔,瞧都懒得瞧一眼,自顾观察记录,忙完之后,顺手拿起鱼具,提着挂在钩上鱼儿就走。悠闲自得一天之后,晚上全组同志准能饱餐一顿。高原四五月份,是挖中草药最好季节,多数同志也逐渐掌握了识别虫草、贝母的本领。开初,只在行军途中有意无意地找一下,碰碰运气,图个好心情。自从发觉“得来毫不费功夫”之后,逐渐上了“瘾”,不但工休日上山挖药,搬家途中也要“顺手牵羊”。一到年底收队,虫草、贝母、雪莲花、草灵芝……应有尽有。

高原的艰难历程,苦中有乐,乐中有思,思中有得,回味无穷。

怀念战友

当年为区调事业艰苦奋斗的年轻小伙子,如今都已七老八十,满头鹤发。在我们安度晚年,分享改革开放成果的日子里,时刻怀念已经与世长辞的老战友!尤其那些曾与我们同吃一锅,同睡一铺,患难与共,亲如手足,为区调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年轻的生命便匆匆离开了人世的同志!

兰维生:云南巧家人,原华弹地质队工人,后调人第一区调队。1961年在我们小组当搬运工。他体形高大,身强力壮。平时沉默寡言,能同所有人友好相处。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生活上有两个特点,一是不吃稀饭,二是讲究个人卫生,几乎天天要擦澡。

我们在路线填图中,接到通知赶回分队部开会。时值我身患疟疾,隔日发作一次,小组确定我一人留下,等待第二天病好后再走,其余的人赶往马边县城。第二天烈日当空,路程遥远,大伙挑着行李赶路,个个走得汗流浃背,精疲力竭,恰到马边河过渡,下船后在河边洗澡冲凉,兰维生觉得河边的水不凉爽,便独自一人向深处游去,众人劝阻不及,游几米就被漩涡卷走。危急关头,岸边的人不顾个人安危,立即奔向下游寻找,渡船艄公也划船赶来协助,几个小时过后未见踪影。分队组织人力,连续沿河搜寻四五天也一无所获。悲哀!年仅20来岁的兰维生,没有留下半句话语,从此永远离开了我们。

张秉默:重庆綦江人,大队会计科会计,后当分队行政管理员。1965年下放三分队劳动锻炼,在野外小组作搬运工作。他个子高高,身材修长,瓜子脸,高鼻梁,一表人才。工作认真负责,没听说财务上出过差错。他写一手漂亮的沾水笔字,天天反复写那十个阿拉伯数目字,他说写不好这十个数目字,就不配当会计。他除了抽廉价香烟外,无其它不良嗜好,生活上吃穿节俭,作风正派,为人处事,一直保持低调。

1966年4月,他同我们出野外,参加分队组织的参观火木山梁子剖面。同行的人20来个,分队支部书记王华才、分队技术负责王茂良领队,剖面测制人员费立清、袁兴福、王介荣、杨长树带路,分队技术人员还有廖鸿昌、张志清、丁兆昌、刘鸿智和我等,还有来分队蹲点的大队宣传科长王家林。负责搬运任务的有张秉默、徐德贵、李惠阳、陈明江、饶正友等。全体人员都身背行装,行管及技术人员背的轻,各自随身背带自己的衣物及日常生活用品、仪器、工具,负重30斤左右。搬运工背的重,主要是帐篷、食品、炊具、大型工具,还有各自所带衣物,一般负重60斤以上。

火木山剖面,位于l:20万石棉幅西南部,冕宁县团结乡境内,最高点海拔4500米,山梁东西向,由东而西逐渐拔高,山脊狭窄,地势陡峻,阳坡岩石裸露,阴坡白雪皑皑,路线选定阳坡,沿山脊攀登。

由于大家的身体条件、登山技巧、身负重量各有差异,登山速度有快有慢,有的三三两两同行,有的独自攀登,整个队伍拉得有百余米长,首尾不顾。我们同在一起的有三人,丁兆昌在前,张秉默居中,我在后面,彼此相距仅一步之差。当我们到达一个陡坎地带,丁兆昌拉着早有人系好的安全绳爬了上去。张秉默走近一看,陡坎高度3米有余,光秃秃的,坡度近于直立,除有一根安全绳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拉扯,他犹豫了,一直站着不动。丁兆昌在上面牢牢地控制绳子,叫他不要害怕。他试了几次都上不去,主要是手脚移动配合不协调,支撑点用力大小不当。我鼓励他歇息一会再来,丁兆昌在上面拉,我在下面推,他除了手脚四个用力点外,连整个身子都贴在了石壁上,腿脚还不停打抖,费了好一阵工夫,终于上去了。我也紧跟其后,上了陡坎。三个人依次坐下休息。张秉默指了指他背的皮大衣,笑一笑问我:“老周,你要不要这个?”我也指了指我背的皮大衣:“可以,你把我这个拿去,咱们两个交换好不好?”完全没有想到,我俩彼此一句玩笑,竟然定格成永远的记忆。歇一阵后,老丁起身走了,老张紧跟其后。我还在原地抽烟,望着山下星星点点蠕动的人影,滚滚乌云缠绕山腰翻腾,呼啸的寒风扑面刺骨,天色昏暗阴沉沉的,一种畏惧心情由然而生。突然,老丁高喊:“老周,张秉默掉下去了!”,“什么?”,“你说什么?”,“张秉默掉下去了!”,我赶紧起身走了过去,老丁激动地叫道:“就是从这里掉下去的!”向下一看茫茫云海,什么也看不见。我俩马上向山上山下大声高喊:“张秉默掉下去了!”,“张秉默掉下去了!”。很快!分队领导从山下传来“立即停止前进,全部就地休息”的指令,又一会,又传来“由费立清带路,全部绕道从前面山坳下山”的喊声。我这时思绪万千,紧张得全身哆嗦,心跳急速加快,既不敢上,也不敢下,瘫在地上,一动不动,眼睛闭得紧紧的,只顾一个劲地抽烟。10分钟,20分钟过去了,1个钟头之后,我这才仔细望着出事点:那是一段刀背脊山梁,只能沿着与山脊平行的平台行进。平台宽不及3米,台面倾向山外,上面长有青草,草上有积雪,台面与山脊相接处,有一条风化土的“路”,宽约30厘米,唯有沿“路”行走,才能避开草地与积雪。张秉默却偏离了“路”,踩在雪上,滑了下去。整个过程,仅仅几秒钟。当丁兆昌听到“唉呀!”一声,立刻回转身看时,人已不见踪影!下面是一片茫茫云海,随即听到一声巨响!呜呼哀哉!张秉默从此离开了我们!

我和丁兆昌按指定的方向,缓缓地往山下移动,大家已在一个宽敞的草坡上聚齐了。杨长树、饶正友等人,已将张的遗体用油布包好,遗物集中一处。我向上望了一望,这里与出事点的垂直高差80余米,说它悬崖峭壁!一点不夸张。一切收拾妥当后,天快要黑了,分队领导宣布:当夜全部向南撤回猫儿沟的大本营,并确定张志清、徐德贵、杨长树、饶正友以及我等人,轮换着抬死者遗体下山。一路上打着手电,提着马灯,心急火燎,连走带跑,夜里3点过到达目的地,早先一步到的同志,已经搭了灵棚,点了油灯,恭敬地将遗体移人棚内后,又派专人看守。领导当即赶到团结乡政府汇报,并打电话向西昌大队领导报告。第二天副大队长王忠贵等带领工作组赶到,安排后事处理,作稳定职工思想情绪工作。乡政府也派出多人前来表示同情与慰问,批准免费供给白布、棺木,按照中国人的习俗,在当地掩埋。商业部门又特意供给肥猪、白酒、腊肉、香烟、白糖、肥皂等,帮助改善职工生活,恢复大家体力,分队在此集中休整数天。

来之不易

四川的区调工作开展至今50年,所走过的路不是简单地重复,当年看似自然平淡,如今回头再看,一切都那么来之不易。

我国第一批区调队是大兴安岭、秦岭、南岭三个中苏合作队。四川省区域地质测量队,是最早由国内技术人员组建的区调队之一,第一任队长吕永弟,大队工程师张云湘,分队主任技术员刘惹愚、胡炎基。地质技术人员有从广东南岭中苏合作队调来的刘若愚、张树铭、吴远长、李文林、孙富和、牛开甫,以及西昌地质队的廖品清、李忠海、廖鸿昌、焦凤臣、胡文高、张梦泽、陈炳须、施玉山、李群义,行管干部徐广森、张秉默等,淘砂工人刘鹤群,其余工人从会理、西昌、冕宁农村临时招收的农民,全队共计20余人。

1958年已陆续在1:20万会理幅、米易幅开展工作。

1959年9月,已写出会理幅(金沙江以北)地质报告初稿;米易幅也进入野外补课及室内资料整理收尾阶段。

1961年同时新开1:20万冕宁幅、盐源幅、马边幅,以及1:100万昌都幅的野外调查。

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一方面,野外工作全部下马,资料封存,工人裁减80%回农村;另一方面南部、局组织进行图幅清理,检查以前工作,提出处理意见。

1963年,新组成由余天福任分队长,胡炎基任主任技术员,以及由王华才任代理副分队长,王茂良任主任技术员的二、三两个分队,分别担负西昌幅、米易幅的续作补课工作,并于1965年8月,同时通过国家正式验收。从1958一1965年,历经八年艰辛,终于完成了四川省第一批(两幅)1:20万正规的区调任务,大家戏称“八年抗战”取得的最后胜利!

这八年,是探索的八年,感到欣慰的八年!是在没有相关规范和统一要求,没有经验借鉴,靠自己走出的一条区调道路的八年。同时,也是应该深思的八年,在特殊年代的特殊环境里,造就了一批特殊的人才。这个期间,物资匮乏,虽然区调工作流动性大,大队却无一辆汽车,各分队无一辆自行车,几十里路的搬迁转移,人人肩挑背驮,个个步行。室内几个人一张办公桌,人平不到一把椅子。冬天回大队集训,没有房子,集体住旅社。而个人装备仅有地质锤、罗盘、放大镜,个别小组才有一部135型(后为120型上海牌)照相机。劳保用品及工资的发放,干部与工人不同,干部有工作服、油布、皮鞋,工人基本没有劳保。大学本科生见习期工资42.5元,转正定技术13级48元;我们中专生见习期工资28.5元,转正定技术16级32.5元(1957年到队的36元,转正定16级后仍为36元)。这一待遇直到15年后,1978年才为40%的人提了一级。工人当时只有一床油布,外加每月补助1.5元草鞋钱,最低工资13.4元,最高18元,1964年以后有所改进,全部定为一级工35.6元,劳保用品与干部一视同仁。国家将地质职工划归强劳动范围,粮食定量比其他部门员工都高,工人43斤,技术人员36斤。肉、油、糖等副食品各县不一,一般每人每月半斤肉、二两糖、二两油。1961年我们在犍为县,每月只供应二钱清油,盐巴也计划供应。冕宁县最好,每月供应一斤肉、二两油、半斤点心。由于劳动强度大,营养不良,分队部分同志,如胡文高、陈红、林序臣、王茂良等得了水肿病,腿上一按一个小窝,但仍然战斗在野外第一线。

1965—1977年是第一区调队大发展、大收获年代,区调分队由最初的2个,逐步增加到5个,另有科研分队、矿产分队各1个,各类地质技术人员增加到150余人。生活及工作环境大有改观,分队逐渐配有大小汽车,野外有了帐篷和钢丝床,个人劳保发了鸭绒睡袋、皮大衣等,生活物资的计划供应标准逐步提高。其间,虽然历经了文化大革命停产闹革命、大搞武斗的严重干扰,依然陆续完成和出版了1:20万会理幅、盐边幅、盐源幅、金矿幅、冕宁幅、石棉幅、马边幅、雷波幅、贡嘎幅、九龙幅、叙永幅、筠连幅、荥经幅、綦江幅共计14个图幅,面积10万平方公里的区调任务。

1978—1980年,二、四、五分队,首次采用航空照片解译、编、填结合的方法,仅3年时间,完成了1:20万内江幅、自贡幅、宜宾幅、泸洲幅、遂宁幅、德阳幅、简阳幅、三台幅、阆中幅、通江幅、仪陇幅、南充幅、广安幅、重庆幅14个图幅的区调联测任务。为此,三个分队同时获得地质矿产部科技成果二等奖,这是第一区测队开展

区调以来,获得的唯一最高奖项。

1959—1980年,四川省第一区测队共完成30个图幅的1:20万区调任务,总面积20余万平方公里。占全省80个图幅的37%以上。

历年积累的一系列区调成果,为如实揭示地区性、区域性基础地质特征,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为编制四川省一系列专用地质、矿产图直接利用,并成为成昆铁路、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西昌卫星发射基地、二滩特大型水电站及凉山水电资源开发选址建设的唯一依据。通过区调工作,在攀西地区指出了综合找矿方向,并发现众多新的矿产地,后经证实不少具有工业规模如会理岔河锡矿、冕宁牦牛坪稀土矿。

1981—1983年,《四川省区域地质志》脱稿,为四川省全面结束1:20万区调,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四川省地质矿产局进行体制调整,于1981年1月,集航调队、1Il地质队、820地质队、西昌实验室的全体、109地质队、106地质队、113地质队、403地质队和404地质队的大部分地质技术与行管人员于一体,共计3000余人,成立了四川省地质局攀西地质大队。第一区调队也就随之结束其称谓,但区调事业仍在继续,并在广泛开展1:5万区调的同时,新的建制含有普查找矿、矿产勘探、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地质实验于一体,成为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综合地质大队,在地矿系统,论规模之大,功能之全,足以堪称世界之最。

往事如烟,有的变好了,有的却未变。时至今日,什么都在不断地变化,唯有我们艰苦奋斗精神不变。人的一生,总会遇到波折,就像我们生活的那个年代,工作环境恶劣,生活物资匮乏,劳动强度又大,福利待遇也差……然而,大家都如此,个人还去想什么呢?想的是平常能挤出点余钱剩米,多少顾及点家在农村的老人,工作能够完成任务得到表扬,就是天大的快乐。别的想不到那么多,一切都是那么自然,那么的平淡。只在今天静下心一想,在那个年代没有消沉,没有怨天尤人,没有玩世不恭,也没有游戏人生,这就是我们一生的财富,弥足珍贵。